开场 没有人签字的夜晚
1933 年 3 月 3 日的夜里,华盛顿的白宫有一间屋子灯火通明,一群人围着一张纸,等一个签名。那张纸是一道命令,内容是让全美国的银行统统关门放假。
事情已经到了非这样不可的地步。美国的中央银行叫联邦储备系统,人们习惯简称联储,它下面最重要的一家是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前一天下午,纽约联储通知华盛顿,自己的黄金已经少到低于法律规定的底线。到了 3 日这一天,又有三亿五千万美元流走:其中两亿被电汇到国外,一亿五千万被排队的储户取成了现金。它向芝加哥的同行借钱,对方拒绝了。照这个速度,过完周末,星期一上午就无钱可付。
屋子里没有人争论该不该签,大家争的是由谁来签。这里要交代一下当时的局面。在任的总统是共和党人胡佛,他在 1932 年 11 月的大选里已经输给了民主党人罗斯福。可是按当时的规矩,新总统要等到第二年 3 月 4 日才就职,中间有四个月,旧总统说话没人听,新总统还没有权力。这个夜晚恰好是四个月的最后一夜:到第二天中午,胡佛就不再是总统了。
那天下午有一场礼节性的茶会。茶会之后,胡佛请罗斯福和他联名签署公告,关闭所有银行。罗斯福不愿意在上任前替别人的烂摊子负责。他的夫人隔着门听见丈夫回答:见鬼去吧,你自己没胆量做,我就等当了总统再做。晚上两人又通了三次电话,八点半一次,十一点半一次,凌晨一点一次,谁也不肯让步。联储的理事们连夜起草了一封信,恳请总统下令,凌晨两点送到白宫。总统已经睡了,没有人敢去叫醒他,信只好从门缝里塞了进去。
最后签字的是各州的州长。凌晨两点半,纽约州宣布银行放假三天,一个小时后伊利诺伊州跟进,马萨诸塞州和新泽西州在清晨跟进。到 3 月 4 日罗斯福宣誓就职的时候,二十八个州的银行已经全部关门,另外二十个州半开半关,国会山的台阶下面架着陆军的机关枪。
而这个国家,是当时世界上黄金最多的国家。
提起大萧条,人们最先想到的往往是 1929 年 10 月华尔街的股灾,仿佛一切从那里开始。可是如果只从华尔街讲起,有四件事怎么也讲不通。
股灾过去以后,衰退为什么还在一年比一年加深?
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黄金,银行为什么会成批关门?
英国放弃了金本位,后来慢慢复苏;法国守着庞大的黄金储备,为什么反而困得更久?
当时并不缺少看对了的人,为什么没有用?
从 1929 年到 1933 年,全世界的工业产出下降了大约三分之一,在一些国家,每四个劳动者里就有一个丢了工作。要回答上面四个问题,得把时间往回拨十五年,从第一次世界大战讲起。
一、三个装好的机关(1914—1928)
先说战前的世界是什么样子。那时候各主要国家实行的货币制度叫金本位。它说起来很简单:政府承诺,本国的钞票随时可以按一个固定的价格换成黄金。一英镑永远能换到那么多黄金,一美元也永远能换到那么多,于是英镑和美元之间的比价也就固定了,做生意的人不必担心汇率。这个承诺让人放心,代价是央行的手被绑住了:它手里有多少黄金,大体决定了国内能有多少钱。黄金往外流的时候,它就得提高利率、收紧银根,把黄金留住,不管国内的工厂和工人此刻受不受得了。这一点请记在心里,后面的故事几乎都绕着它转。
这套制度的中心在伦敦。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全世界大约六成的贸易是用伦敦开出的票据结算的。一个巴西咖啡商把货卖给德国汉堡的进口商,货款往往也要经过伦敦的一张票据。有意思的是,支撑这张大网的黄金并不多,英国的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储备大约只有两亿美元。它用不着为每一笔交易都备好黄金,因为绝大多数票据不会在同一天要求兑现。说到底,整个体系靠的是人们相信明天和今天差不多。
1914 年 7 月底,战争来了,这份相信一下子没有了。短短五个交易日里,维也纳、柏林、巴黎和伦敦的交易所先后关门,纽约证券交易所在 7 月 31 日停市,一关就是四个月。就在开战前几个星期,伦敦的利率还看不出任何异常。市场并没有提前看见灾难,它只是照着眼前的日子往下过,直到过不下去的那一天。
仗打了四年,世界金融的重心也在这四年里越过了大西洋。英国和法国要买军火、买粮食,钱不够就向美国借。1916 年索姆河战役打得最凶的那几个月,华尔街最有势力的银行摩根公司替英国政府在美国采购,花掉了十多亿美元,大约占英国同期全部战争开支的 45%。战争结束的时候,美国已经从欠债的国家变成了所有交战国最大的债主。
战后,各国陆续把金本位重新装了回去。央行的行长们对这件事格外执着,其中有一层不大说出口的原因。打仗的时候,货币的主人是政府,政府要多少钱,央行就得印多少。英格兰银行后来的行长诺曼从 1920 年起掌管这家银行,他一直记得 1917 年的一幕:当时的行长因为顶撞财政部,被首相叫去训斥,被迫道歉。在他这样的人看来,回到金本位不只是恢复一套汇率,也是把印钞的钥匙从政客手里拿回来,重新锁好。
只是重新装回去的时候,有三样东西已经和战前不一样了。它们像三个上好了弦的机关,后来各自在某一天被触发。
第一个机关:一个欠债的圈
打仗要花天文数字的钱,而这些钱只有很小一部分来自税收。英国用税收付了大约两成战费,德国大约一成,法国连百分之五都不到。剩下的靠借债和印钞票,说白了就是把账推给以后。更麻烦的是,三个国家都指望别人来付这笔账:英国等着盟友归还借款,法国等着德国赔款,德国原本打算打赢之后让敌国赔偿。这三种指望不可能同时实现。
战争结束后,战胜国在巴黎开会,签下《凡尔赛和约》,要求德国赔偿战争造成的损失。可是该赔多少,迟迟定不下来。数字并不难算,难的是没有人敢把真实的数字告诉选民,各国的政治家都许诺过德国会付清全部代价,定高了德国付不起,定低了本国人不答应。
于是从 1919 年起,这笔被推迟的账连成了一个圈。德国向法国和英国支付赔款;法国和英国拿这些钱去还欠美国的战争借款;美国的银行和投资者再把钱借给德国,好让德国付得出下一期赔款。

不难看出,这个圈只有一个动力,就是美国每年往外放的新贷款。有一个人当时就看出了危险。他叫凯恩斯,是一位年轻的英国经济学家,曾作为英国财政部的代表参加巴黎和会,后来成了二十世纪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1919 年他建议把战债和赔款一笔勾销,美国没有答应。美国的道理也说得通:钱是真金白银借出去的,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只要美国的钱还在往外流,圈就转得动。它一转就是许多年,很少有人认真想过,它要是停下来会怎样。
德国这一环尤其脆弱。1923 年,德国政府靠印钞票应付开支,酿成了一场恶性通货膨胀,马克最后几乎变成废纸。这场通胀吞掉了德国银行四分之三的资本,也把老百姓的存款清了零。银行想重新做大,只能靠外国银行存进来的短期资金。1924 年以后美国的钱涌进德国,两年大约十五亿美元,是同期赔款的三倍。德国的繁荣回来了,只是这繁荣是借来的,借的是别人的货币,而且随时可能被要回去。
第二个机关:两个定错的汇率,和一条写进条约的线
回到金本位,首先要决定一件事:本国货币按什么价格兑换黄金。英国和法国在这件事上各犯了一个方向相反的错误。
1925 年 4 月 28 日,英国财政大臣丘吉尔(就是后来二战时的那位首相)宣布,英国按战前的老价钱回到金本位,一英镑仍然值 4.86 美元。问题在于,打了四年仗,英国的物价已经涨上去了。当时各方大体承认,按这个汇率算,英国的东西比美国贵了大约一成。这意味着英国的煤、棉布、钢铁和轮船,在世界市场上一夜之间贵了一成,卖不动了。凯恩斯连着写了三篇文章反对,他的算法很直接:汇率定高了的那一成,只能靠国内的工资和物价降一成来找补,而要让工人接受降工资,办法只有一个,就是让足够多的人失业。
英格兰银行其实没有认真算过这笔账。行里有六七种算法,结果各不相同,行长诺曼把它们加起来取了个平均数。此后几年,英国的工业失业率始终在一成上下。1926 年,煤矿主要求降工资,矿工罢工,最后演变成持续十天的全国总罢工。丘吉尔两年后承认,这是一次误判。
法国走了相反的方向。法郎在战后跌得很惨,最后稳定在大约二十五法郎兑一美元,只有战前价值的五分之一。这个价位偏低,法国货在国外显得便宜,法国人自己却并不这样看,当时国内争论的反而是法郎会不会定得太高。有棉纺厂主抱怨说,法郎一升值,客户就开始拒收货物,仿佛人人突然没了周转的钱。
一个定高,一个定低,后果可想而知:钱和黄金从伦敦流向巴黎。英国越来越吃力,法国的金库越堆越满。
德国那边装的是另一样东西。它的法律规定,中央银行每发行一百马克钞票,手里至少要有四十马克的黄金和外汇作保证,这叫四成准备率。换个角度看,一百单位黄金最多支持二百五十单位钞票,黄金每流走一单位,国内的钱就得跟着收缩二点五单位。这条线不是德国自己想改就能改的,它是赔款协议的一部分,改它等于单方面撕毁一份国际合同。
1927 年 7 月,英、德、法、美四国央行的掌门人在纽约长岛聚了五天。这次会面的起因是英镑撑得太吃力。美国方面出席的是纽约联储行长斯特朗,他是当时美国最懂国际金融的人,和诺曼私交很深。斯特朗决定把美国的利率降下来,这样钱就不那么急着从伦敦流向纽约,可以替英镑减一减压。有人提醒他,低利率会给已经很热的股市添柴。他苦笑着说,那就算是给股市“一小口威士忌”吧。那时候,美国股市最常用的指数道琼斯工业指数(下文简称道指)在一百七十点附近。
那五天里其实有人看见了更远的危险。摩根公司的合伙人莱芬韦尔提醒法国人:欧洲各国如果都要把黄金储备补回战前的水平,大家一起抢黄金,世界物价就会被压下去,工业国会迎来一场特别危险的萧条。对方回答他,美国物价这两年也在跌,不是照样空前繁荣吗?
第三个机关:一次教错人的经验
第三个机关藏在人的脑子里。
1920 年,美国联储为了压住战后的物价上涨,把它借钱给银行的利率提高到了 7%。药下得很猛,从 1920 年 5 月到 1922 年 1 月,美国的批发物价跌了 45%,两百五十多万人失业。政府袖手旁观,没有出手救。结果经济在 1921 年 7 月自己见了底,到 1923 年 5 月,工业生产已经回升了 63%,接下来就是整个 1920 年代的繁荣。
这次反弹之所以来得这么快,有两个条件,当时很少有人留意。一是那时候世界上多数国家还没有回到金本位,别的国家没有跟着美国一起收紧,黄金反而流向美国,约束很快就松开了。二是美国的银行没有发生全国性的连续倒闭,企业还借得到钱。可是人们从这件事里记住的是另一条,简单得多:衰退再深,只要咬牙等一等,它自己会回来。1921 年出任财政部长的梅隆和同年出任商务部长的胡佛,都亲身经历了那次复苏。所以到了 1930 年,当他们说“再等等”的时候,并不是敷衍,而是有亲身经验撑腰的判断。
不过有一样东西,没有随那次复苏回来。大战期间粮价很高,美国农民纷纷借钱买地。1919 到 1921 年,农场的债务增加了 45%,随后粮价掉头向下,1917 到 1921 年农民的实际收入下降了 55%。债是按固定金额欠下的,一分不会少,收入却已经腰斩。因为还不上债而被法院拍卖的农场,从 1913—1920 年的每千个 3.2 个,升到 1926—1929 年的每千个 17.7 个。在城里人称为“柯立芝繁荣”的那些年里(柯立芝是 1920 年代中期的美国总统),美国农村其实已经苦撑了十年。乡下的小银行大多只有一个门面,放出去的贷款全押在同一片土地上。
二、崩塌(1928—1933)
钱先停了
大萧条最早的一个征兆,出现在股灾之前一年多,而且几乎没有人注意到。
1928 年夏天,从美国流向世界各地的资金慢慢停了。没有恐慌,也没有哪条禁令,原因平常得很:纽约股市涨得太好,把钱留在国内炒股票,比借给外国人划算。
那个欠债的圈就这样失去了动力。德国一直在用几个月到两年就要归还的短期借款,去盖要用几十年的工厂和市政工程。只要到期能借到新的,账面上安然无恙;新的借不到,问题几个月之内就会露出来。南美的阿根廷从 1928 年 2 月到 1929 年底,没能在纽约发出一笔新债。到了 1929 年,德国赔款的安排又重新谈了一次,新方案取消了一项旧规定:原先如果德国出了危机,私人借出的钱可以排在政府赔款前面先拿回来,华尔街正是因为这一条才敢放心借钱给德国。保护一取消,愿意借钱给德国的人更少了。
各地的报纸报道的仍然是本地新闻,很少有人把这几件事看成同一件事。
也是在 1928 年,10 月 16 日,斯特朗去世了,只有五十五岁。长岛会面的几个人里,他最懂市场,也最愿意为了稳住国际货币体系而得罪国内的人。接替他的哈里森为人温和谨慎,远在华盛顿的联储理事会趁机把决策权收了回去。从此美国的货币政策少了一个能拍板的人。
十个星期
再来看股市。从 1928 年初夏算起的十五个月里,道指从二百点涨到了三百八十一点,差不多翻了一倍,而同一时期公司的利润每年只增长一成左右。到 1929 年,大约每十户美国家庭里就有一户在炒股。
让这场上涨格外危险的,是借钱炒股。我们算一笔账就明白。你拿一千美元买股票,涨了 25%,赚二百五十美元。但如果你自己只出二百五十美元,另外向证券商借七百五十美元,年息一成,同样涨 25%,扣掉七十五美元利息,净赚一百七十五美元,相当于本钱赚了 70%。这种只付一部分本钱、其余靠借的做法,叫保证金交易。它的另一面是:股价只要跌一成,连同利息,你那二百五十美元的本钱就只剩七十五美元了,证券商会立刻要求你补钱,补不上就把你的股票强行卖掉。
警告从来不缺。1929 年 3 月,联储的创建者之一、银行家沃伯格公开说,投机造成的过度扩张历来以收缩收场,这场狂欢如果继续下去,崩塌可能带来全国性的萧条。他立刻被人指责是在给美国的繁荣使绊子。财政部长梅隆私下承认有泡沫,公开场合却几乎不表态。倒是离市场最近的人用行动表了态:那年夏天,证券商自己把客户必须先付的本钱,从一两成提高到了五成左右。可是直到 10 月 15 日,当时美国最有名的经济学家、耶鲁大学教授费雪还在说,股价已经登上了一个“永久的高台”。
1929 年 9 月 3 日,道指见顶。其实在那一天,纽约交易所的八百二十六只股票里,创出新高的只有十九只,将近三分之一的股票已经比自己的最高点低了两成以上。指数还在高处,下面的大多数股票早就开始往下走了。
10 月 24 日,星期四,卖单从全国各地涌来。中午,五家大银行的负责人挤过人群,走进摩根公司的办公室商量对策。下午一点半,摩根的经纪人走进交易大厅,故意用比上一笔成交价高出五美元的价格,大声喊着要买一万股美国钢铁公司的股票,意思是告诉大家:大银行在托市。这一招暂时管用,当天道指只跌了六点。可是摩根的合伙人拉蒙特私下说得很明白:没有任何一个人,也没有任何一群人,买得下美国公众能够卖出的全部股票。
果然,10 月 28 日道指一天跌了四十点,29 日成交了一千六百多万股,是 9 月份日均成交量的四倍。价格之所以停不下来,就是因为前面说的那种保证金:股价一跌,证券商催客户补钱;借钱给证券商的人也慌了,催证券商还贷;客户补不出钱只能卖股票,一卖价格又跌,于是再催,再卖,一环套着一环。
28 日夜里,华尔街最怕的事情是股市的危机传到银行。借给证券商的钱,很大一部分来自大公司和外地的银行,现在他们争着往回抽。如果纽约的银行不把这个窟窿接过来,证券商会成片倒闭,银行自己也难保。纽约联储行长哈里森没有请示华盛顿,时间也不允许他请示。凌晨三点,他找到两位董事点了头。第二天开盘前,纽约联储买进了五千万美元国债。央行买国债,付出去的钱就流进了银行,银行手头一宽,才有能力去接别人抽走的贷款。此后几天,纽约的银行一共接下了大约十亿美元。结果是,股市虽然崩了,却没有一家大银行倒闭,储户也没有对银行起疑心。
这本来是一次漂亮的救援,可是它有一个不太好的收场。华盛顿的理事会对哈里森的先斩后奏非常恼火。双方最后达成妥协:理事会批给他一笔买国债的额度,作为交换,纽约联储今后不得再单独行动。这个约定的后果一年以后才显出来,那时候银行成批倒闭,纽约已经不能自己出手了。
仪表读反了
现在可以回答一半第一个谜题了。股灾并没有打坏银行,它打掉的是借钱炒股的那一层杠杆,以及人们对明天的把握。工业生产在 10 月和 11 月各下降了 5%,失业的人从 1929 年夏天的大约一百五十万,增加到 1930 年春天的将近三百万。受打击最重的是汽车、收音机、电冰箱这一类东西,原因不难理解:心里没底的时候,这些都是可以晚一年再买的。
到这时为止,这还只是一场比较重的衰退。把它变成大萧条的,是后面的事情。
联储起初的动作并不慢。纽约联储借钱给银行的利率叫贴现率,它从 6% 一路降到了 1930 年 6 月的 2.5%。看着利率这样往下走,联储的人认为钱已经很松了。可是他们把仪表读反了。利率松不松,要和物价比着看。假设一个厂主借钱的利率是 5%,而他的产品价格一年跌了 7%,那么他到年底要用多卖出 12% 的货才还得上这笔钱,他实际承担的利率接近 12%。物价跌得比利率快,钱其实是越来越贵的。联储还看到另一个让它放心的现象:银行很少来借钱。它把这读成银行不缺钱,实情却是企业都在还贷、收缩生意,银行没有生意可做,自然用不着钱。
于是到 1930 年年中,联储停止了放松。十二家地区储备银行里,有七家的行长反对继续放钱,他们的道理听上去很顺:泡沫就是便宜的钱吹起来的,现在刚破,又要让钱变便宜,这算什么?财政部长梅隆的态度更干脆。梅隆本人是全美国最富有的银行家和实业家之一,他主张“清算”,清算劳动力,清算股票,清算农场,清算地产,把经济里不健康的东西统统排出去。顺便说一句,也是在这一年,他花了将近七百万美元,从急需外汇的苏联政府手里悄悄买下了二十幅冬宫的藏画,里面有拉斐尔、提香和伦勃朗。
胡佛总统并不像后人以为的那样无所作为,只是那时候的联邦政府实在太小。它一年的支出大约二十五亿美元,只占全国产出的 2.5%,公共工程和减税加在一起,能注入经济的还不到产出的 0.5%。剩下的只能靠讲话来提振信心,而胡佛工程师出身,勤奋、拘谨、天性悲观,恰恰不擅长这件事。1930 年 3 月他预言,最坏的影响将在六十天内过去;六十天后他宣布,最坏的阶段已经结束。就在那个 6 月,经济开始了第二段下跌。
他们为什么这样相信等待?因为 1921 年等来过反弹,这就是前面说的第三个机关。可是这一次和 1921 年有三处不同。1921 年跌掉的是战时涨上去的物价,跌完回到正常;1930 年下跌之前物价并没有涨过,这一跌是往坑里跌。1921 年多数国家不在金本位上,美国可以自己先好起来;1930 年各国被金本位拴在一起,要紧一起紧。还有,1921 年人们欠的债远没有 1929 年那么多,到 1929 年,分期付款、外国债券、炒股借的钱,到处都是债。
越还越多
第三处不同是最要命的,因为债务在物价下跌的时候会发生一件怪事。前面提到的那位费雪教授,在股灾里赔光了自己的财产,后来倒是他把这件怪事算清楚了。
到 1933 年 3 月,美国人欠的债经过偿还、赖账和核销,总金额比危机前少了大约两成。可是同一时期物价大跌,一美元能买到的东西多了大约七成五。把两个数乘起来,0.8 乘以 1.75,等于 1.4。也就是说,美国的欠债人合起来还掉了五分之一的债,可是按他们得卖出多少东西才能还清来算,剩下的债反而比原来重了四成。越还越多。
这件事落在不同的人身上,是不同的样子,我们看三个例子。
假设一个农场主借了一万美元买地。合同上写的永远是一万美元,不管小麦卖什么价。小麦价格跌了一半,他就得卖出两倍的小麦才还得上同一笔债。还不上的时候,他只好卖地、卖牲口,而他的邻居们也在卖,价格于是跌得更低。
再看镇上的银行。它的钱借给了这些农场主,而它自己的钱是镇上居民存进来的。农场主还不上债,银行收回来的是一时卖不掉的土地,储户来取的却是现金。
第三个例子是一个靠出口过日子的国家。它每年卖一百单位小麦,换回一百单位外汇,其中二十五单位要拿去付外债的利息,这是合同写死的,剩下七十五单位可以用来买进口货。现在小麦价格跌了一半,同样多的小麦只换回五十单位外汇,利息还是二十五,能用来进口的就只剩二十五了。它一粒粮食没有少收,一分利息没有多欠,能买的东西却少了三分之二。
三个例子里的人都在做对自己来说最合理的事:努力还债,变卖东西,少花钱。可是人人都这样做,物价就跌得更快,剩下的债就更重。这是大萧条里的第一把锁。
一家银行门前的长队
第二把锁是银行。要明白它,先得知道美国的银行有多特别。
1920 年代美国大约有两万五千家银行,听上去很多,可是平均每家只有 1.14 个营业网点,也就是说绝大多数银行只有一间铺面。北边的加拿大正相反,银行没几家,平均每家有三百七十个分行。只有一间铺面的银行,贷款都放给了同一个镇上的人,往往集中在一两种营生上,当地收成坏一年,贷款就一起变坏,没有别处的生意可以弥补。所以即使在好年景,美国每年也要倒掉五百家左右的银行。1930 年 11 月,南方田纳西州一家投资银行垮了,一口气带倒了四个州大约一百二十家银行。
真正让全国震动的是一个月后纽约的一件事。12 月 10 日上午,纽约布朗克斯区的一个小商人走进一家银行的分行。这家银行叫合众国银行,它曾经把自己的股票卖给储户,并且承诺可以按每股大约二百美元买回去。这时候股票的市价已经只有四十美元左右。小商人要求银行兑现承诺,柜员劝他再等等。他气冲冲地出了门,逢人便说这家银行不行了。到了下午,分行门口排起了长队,围观的人有两万,最后出动了骑警才把人群驱散。
合众国银行这个名字起得很巧,它和美国政府毫无关系,却让许多新移民以为它背后有国家撑腰。它的创办人是从俄国来的犹太移民,客户也大多是纽约下东区的犹太制衣工人和小商人。创办人的儿子接手以后,两年里靠兼并别的银行把规模做到了两亿五千万美元,一半的贷款压在房地产上,还借钱给自己的高管买本行的股票。账面上它有五千万美元本钱,事后估计,早就亏光了。
当天晚上,纽约的大银行家们聚在纽约联储的十二楼,商量由几家银行把它合并过去,条件是大银行拿出两千万到三千万美元作担保。到晚上八点半,方案几乎谈成,新闻稿都起草好了。最后一刻,几位关键的银行家退出了。有些话没有摆到桌面上,华尔街的老派银行家瞧不起这家银行和它的客户,一位摩根的合伙人说他们是没什么钱、也没什么文化的人。摆在桌面上的理由有两条:第一,救银行有个老规矩,只救那些一时周转不开的,不救已经资不抵债的;第二,让它倒,在它周围画一个圈,火不会烧出去。纽约州管银行的官员在外间被晾到凌晨一点,他进去告诉这些人,按服务的人数算,这大概是全城最大的银行,它一关门,至少还要带倒十家。没有人改变主意。
第二天,合众国银行关了门,成为当时美国倒闭的最大的一家商业银行。后来清算下来,它偿还了储户和债主 83.5% 的钱,也就是说窟窿没有那么大。那天晚上大银行不肯拿出来的两三千万美元担保,比它后来证明的真实亏空还多。他们画的那个圈,也没有圈住火。
为什么一家银行倒了,别的银行会跟着倒?银行的生意天生有个弱点:储户随时可以来取钱,银行却把钱贷出去了,一时收不回来。只要大家不在同一天来取,就平安无事;一旦人人都来,再好的银行也拿不出。储户并不知道哪家银行好哪家坏,看见别人排队,最稳妥的做法就是自己也去排。所以需要有一个机构,在恐慌的时候敞开借钱给银行,让储户亲眼看到钱取得出来,队伍自然就散了。这个角色叫“最后贷款人”,通常由中央银行来当。
在联储成立之前,美国没有中央银行,这件事是由最大的银行家自己来管的。1907 年闹恐慌,老摩根把纽约的银行家们关进自己的书房,逼着每个人掏钱。1913 年有了联储,大银行就觉得维持整个体系不再是自己的责任了。可联储是为了治理纽约金融市场的恐慌而设立的,它也确实治好了那种病,1929 年 10 月就是证明。现在倒闭发生在内地的小镇上,倒的又大多不是加入联储的银行,联储的行长们觉得那是地方上的事。两头都认为该对方管,中间就空了出来。
于是一个可怕的循环转了起来。储户怕银行倒,把存款取成现金藏在家里;银行怕储户来取,就少放贷款,多留现金;贷款一收,做生意的人周转不开,更还不上钱,银行就更危险。我们平时花的钱,大部分并不是钞票,而是银行里的存款。银行一倒,存款就没了;银行不敢放贷,新的存款也生不出来。从 1929 年 8 月到 1933 年 3 月,联储自己放出来的钱其实增加了大约 18%,可是整个社会上流通的钱却减少了 35%。1931 年 7 月,每一美元现金背后有 9.43 美元的存款,到 1933 年 3 月,只剩 4.44 美元。

现在第一个谜题可以完整回答了。股灾打掉的只是一层杠杆,它本身不足以造成大萧条。衰退之所以一年比一年深,是因为物价下跌让每个人的债越来越重,而银行一家接一家地消失,把社会上的钱一起带走了。到 1933 年 3 月,美国大约有九千家银行消失。同一时期,加拿大的银行一家也没有倒。
一百零八天
第三把锁是金本位。它在 1931 年的夏天被触发,地点在欧洲。
1931 年 5 月 11 日,星期一,晚上九点半,奥地利总理宣布,全国最大的银行奥地利信贷银行已经把本钱亏光了。从这个晚上算起,到 9 月英国放弃金本位,一共一百零八天。
奥地利信贷银行是旧时代留下来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奥地利是一个有五千万人口的大帝国,这家银行为整个帝国服务。1918 年帝国战败解体,分成了六七个国家,奥地利只剩下七百万人口,银行留在首都维也纳,客户却散到了国境线外面。银行并没有跟着国家一起缩小,1930 年,它的账面规模和奥地利中央政府全年的支出一样大。它的亏空也不是一天造成的:它用外国人几个月就能抽走的存款,去支持工厂十年才收得回的投资,又在政府的撮合下吞并了几家更糟的银行。压垮它的是少数几个大客户,十个最大的借款人造成了全部亏损的四成。它公布的亏损是一亿四千万先令,而它的全部本钱只有一亿两千五百万。
奥地利的中央银行完全照着教科书办事:恐慌的时候敞开放款,银行要多少给多少,这正是前面说的最后贷款人该做的。可是教科书有一个没有写出来的前提,就是储户拿到钞票以后会安心回家。奥地利人不是这样。他们和德国人一样,十年前刚刚经历过钞票变废纸的恶性通胀。他们从银行取出先令之后,并不回家,而是转身去把先令换成美元和瑞士法郎,或者去买布料、家具和首饰。到那个月的月底,奥地利央行的黄金和外汇储备少了将近三分之一。救银行的钱,变成了挤兑本国货币的钱。
金本位的要害就在这里。在钞票可以自由兑换黄金和外汇的制度下,央行面前有两件事:一是救本国的银行,这需要多放钱;二是守住黄金储备和汇率,这需要少放钱。平时两件事不冲突。到了恐慌的时候,放出去救银行的钱会被人拿去换黄金和外汇运走,它就只能在两件事里选一件,选哪一件都是灾难。
奥地利自己救不了自己,需要别国借钱给它。各国央行为了凑一笔一千四百万美元的贷款,争论了三个星期,等钱到账,一个星期就用完了。第二笔贷款又被法国拿来做政治文章。原来这年 3 月,德国和奥地利宣布打算组成关税同盟,法国认为这是两国合并的第一步,是和约明令禁止的,于是提出条件:要钱可以,先放弃关税同盟。美国总统胡佛这时也出了手,6 月 20 日他提议,各国政府之间的赔款和战债统统暂停偿付一年。这是个好主意,可是他事先通知了所有人,偏偏漏掉了收赔款最多的法国。法国人大为光火,这个方案又多谈了十六天。
就在各国争吵的时候,火已经烧到了德国。6 月 17 日,德国北部城市不来梅的一家大毛纺公司宣布破产,它赌羊毛涨价赌输了,又做假账遮掩。它最大的债主是德国第三大银行达纳特银行。消息传开,达纳特银行在 6 月一个月里流失了四成的存款。德国的银行特别经不起挤兑,它们每一百马克存款只留着三马克六的现金,法国的银行留十三马克九,英国留十一马克七。
德国中央银行的行长名叫路德。他面前横着的,就是前面说过的那条四成准备率的线。6 月 30 日,德国央行的准备率是 40.1%,离法律规定的底线只差一丝。这意味着它金库里虽然还有黄金,却几乎一块也动不得:要救达纳特银行,就得多印钞票,一印准备率就跌破四成,违法;不救,银行就倒。路德成了历史上第一位坐专机到处求援的央行行长,三天里飞了四个地方,开口要借十亿美元。要知道,两个月前各国为了一千四百万还争了三个星期。在去往法国加来的火车上,他把账摊给英格兰银行行长诺曼看:德国一年的产出已经缩到一百三十亿美元,赔款欠着九十亿,私人欠外国的债有六十亿,其中三十五亿是随时可以被抽走的短期借款,而黄金只剩大约两亿五千万。诺曼在火车上就明白,这个局面救不回来了。
真正有钱的是法国。法国最多肯借三亿美元,条件是德国放弃和奥地利的关税同盟,停止建造两艘战列舰,并且禁止国内的民族主义团体上街示威。这些条件一条一条看,并不都是无理取闹,可是加在一起,等于要德国政府当着全国人的面认输。德国国内的政治已经很紧张了,前一年 9 月的选举里,希特勒领导的纳粹党从八十一万票猛增到六百四十万票,成了第二大党。在这种气氛下,没有哪一届德国政府签得下去。
7 月 13 日,德国的银行全部关门。政府要在两条路里选一条。一条是让马克贬值,一条是管制,也就是规定外汇只能卖给中央银行,欠外国人的债到期了,只把马克存进一个国内账户,不许汇出去。德国选了管制,没有选贬值,原因还是 1923 年,那一代德国人亲眼见过钱在口袋里变成废纸,“贬值”两个字在德国没有人敢提。有意思的是,后来德国央行的准备率一路掉到了 25%,天也没有塌下来。区别只在于大门已经关上,黄金再也流不出去了。从这时候起,德国实际上退出了原来的国际金融体系。
下一个轮到伦敦。伦敦几百年来做的是同一门生意:全世界的人把暂时不用的钱存在伦敦,伦敦再把这些钱借给全世界需要钱的地方,其中很多借给了德国和中欧。现在德国和中欧的大门一关,伦敦借出去的钱收不回来了,而别人存在伦敦的钱随时可以来取。英格兰银行的黄金开始往外流。
凯恩斯在 7 月就看明白了,他私下写信给首相说,英镑守不住现在的价位,这已确定无疑。可是几乎所有掌权的人都把病诊断错了。伦敦、巴黎和纽约的银行家一致认为,问题出在英国政府花钱太多,预算有赤字,只要把预算平衡了,外国人就会恢复信心。当时执政的是工党,这是一个靠工人选票上台的政党,而要平衡预算,就得削减给失业者的救济金。内阁为这件事争得四分五裂,8 月倒了台,换上一个各党联合的政府来动这一刀。可是预算平衡不平衡,改变不了伦敦欠着别人多少随时要还的钱。
最后压倒英镑的,是每天一先令。联合政府的节支方案规定,海军官兵不分级别,每人每天扣一先令军饷,这对拿得最少的水兵来说是很大的一笔。9 月 14 日,停泊在苏格兰因弗戈登港的一批水兵拒绝集合出海。大英帝国的海军闹事,全世界的市场都读出了同一个意思:英国人已经削到削不动了。此后英格兰银行的黄金像决了堤,16 日流走三百五十万到五百万英镑,17 日一千万,18 日将近一千九百万。9 月 21 日,英国宣布停止用黄金兑换英镑,也就是放弃了金本位。
守了这个价位整整六年的诺曼,这时候正在回国的轮船上,离岸还有两天,身上没带密码本。副行长只好用明码给他拍了一封电报,大意是:抱歉,我们明天不得不走了,等不及见你。
英镑在几天之内从 4.86 美元跌到 3.75 美元。人们担心的灾难并没有发生,英国没有一家银行倒闭。此后几个月里,有二十五个国家跟着英国离开了金本位。凯恩斯那个星期写道,没有几个英国人不为挣脱了黄金的镣铐而高兴。同一个周末还有一段小插曲。丘吉尔请喜剧演员卓别林到乡间别墅做客,晚饭刚开始,卓别林就说,1925 年按错误的汇率回到金本位是个大错,接着滔滔不绝讲了许多内行话。丘吉尔闷头不语,直到卓别林拿起两个小面包插在叉子上,跳起他电影里的那段舞。
回头看这一百零八天,没有一个人想要这样的结局。奥地利总理想救一家银行,路德想借到十亿美元,英国内阁想把预算平衡,法国想让德国放弃关税同盟,每个人都在做自己那个位子要求他做的事。真正要命的是时间:5 月,为一千四百万美元争了三个星期;6 月,为暂停赔款谈了十六天;7 月,为三亿美元谈了三天。每一场谈判都按各方认为合理的程序走完了,每一次走完,局面都已经往前滑了一大截。
黄金最多的国家
英国一放弃金本位,人们马上问:下一个会不会是美国?各国的中央银行手里都存着一些美元,它们担心美元也会贬值,赶紧拿美元去向美国兑换黄金。六个星期里,七亿两千五百万美元的黄金被提走了。
联储的反应是在一个星期之内,把利率从 1.5% 提高到 3.5%,想用高利息把钱留住。这是金本位的标准动作,前面说过,黄金外流就得加息。可是请注意美国当时的家底:联储的黄金准备率最低的时候也有 56.6%,法律要求的底线是 40%。德国那个夏天是贴着四成的线苦苦挣扎,美国是站在五成六的高处,在一场空前的衰退里加息。
美国的银行于是两头受挤,外国人来提黄金,本国储户来提现金,联储还在加息。1931 年全年有两千两百九十三家银行停业,是美国历史上最多的一年。
1932 年是谷底。道指在 7 月跌到四十一点,比 1929 年 9 月的高点低了将近九成。1929 年美国所有公司加起来盈利近一百亿美元,1932 年加起来亏损三十亿。失业的人超过了一千万。
这一年联储其实做对过一次。它买进了大约十亿美元国债,把钱放了出来,到夏天物价和生产都有回升。只是它动手并非出于自愿,是因为国会里有人提出议案要直接印钞票,联储怕国会真这样干,才抢先行动。7 月国会一休会,联储就停了手。它停下来的时候,外面并没有什么东西在逼它。
那一年的另一次救助,败在了“公开”两个字上。胡佛设立了一家政府机构,叫复兴金融公司,专门借钱给周转困难的银行,起初效果不错。后来国会要求公布哪些银行借了钱,本意是防止官员徇私。名单一见报,储户立刻去挤兑名单上的银行。从此很少有银行敢再来借钱,而那个冬天恰恰是它们最需要钱的时候。由此可以明白一个道理:最后贷款人要想起作用,来借钱的银行就不能因为借了钱而被人认出来。
最后的崩溃只用了十八天,起因是一笔不大的钱。1933 年 2 月,汽车城底特律的一家银行集团出了问题,政府希望它的大股东、汽车大王亨利·福特带头拿钱出来。福特一分钱也不肯出,他相信政府不会真的让银行倒。2 月 14 日,密歇根州的州长下令全州银行关门八天。在这之前,底特律并没有哪家银行被挤兑。可是这道命令教会了全国储户一件事:银行是可以说关就关的。于是邻近各州的人赶在本州下令之前跑去取钱,一个州接一个州地关了下去。到 3 月 4 日,全美四十八个州都实行了某种形式的银行放假或者取款限制。
这就回到了开场的那个夜晚,第二个谜题也有了答案。美国的黄金一直是够的,出事的是银行。联储觉得内地的小银行不归自己管,大银行觉得有了联储,救同行不再是自己的事,中间空着没人管。黄金再多也帮不上忙,因为管黄金的人明明站在五成六的位置上,还在照着贴近四成线时的规矩办事。把他们困住的那条规矩不在法律里,在他们自己的脑子里。
三把锁
现在把这五年连起来看一遍。压力先后经过了三个地方。
第一处是债务。欠的钱是固定的,物价和收入却在跌,越还越重。
第二处是银行。存款平时就等于钱,恐慌时人人都要把它换成现金,银行只好收回贷款,社会上的钱跟着消失。
第三处是金本位。央行想放钱救银行,就可能丢掉黄金和汇率;想守住汇率,就得在衰退里把钱收紧。

三把锁是互相咬着的。银行收缩,物价就往下掉;物价下跌,债务就更重;还不上债的人多了,银行就更弱。为了保住汇率要收紧,收紧让衰退更深、政府的收入更少,市场反而更不相信汇率守得住。对于那些欠着外币债的国家,还有第四把锁:出口换回来的钱少了,外债一分不少,而本国的央行印不出美元和英镑。就连货物本身也被卡住了,各国为了自保提高关税、限制进口、管制外汇,银行又不肯像从前那样为贸易垫款,货物即使有人要买,也很难成交。

从图上可以看到,每一次转折都没有把上一阶段的压力消掉,只是在上面再叠一层。而掌权的人常常对着上一阶段的问题使劲:1930 年他们盯着股市投机,1931 年他们盯着汇率和预算,那时候真正在蔓延的,已经是银行倒闭和债务了。
三、人
数字讲得多了,容易忘记数字后面是人。这里只讲两个小地方。
奥地利有个村子叫玛丽恩塔尔,全村靠一家纺织厂吃饭。1929 到 1930 年工厂分批关了门,全村四百七十八户人家,有三百六十七户没有一个人有工作。一组研究者来到村里,想弄清楚长期失业会把人变成什么样。他们请村民记下自己一天是怎么过的。一个三十三岁的失业男人交来的时间表上,有一行写着:十一点到十二点,空白。研究者还拿着秒表站在村里的主街上数行人,三百米长的一段路,六十八个男人里有三十九个中途停下三次以上。他们没有地方要去。从前是工厂的汽笛把一天分成一段一段的,现在一百个男人里有八十八个连表都不戴了。
出乎研究者意料的是,这个几乎全村失业的村子并没有变得激进。三次选举,同一个政党的得票是 80%、80%、79%,纹丝不动。人们只是一点一点地退了出去:图书馆取消了借书的费用,借书的人反而少了将近一半。研究者让孩子们写作文,题目是“我想要的圣诞礼物”,再把这些愿望折算成钱。邻村的孩子平均想要值三十六先令的东西,玛丽恩塔尔的孩子只敢想十二先令的。有个女孩写道:我本来会向圣婴要很多东西。我什么也没得到,只有一副眼镜。
大西洋另一边,美国中西部一座四万六千人的小城,1933 年每四户人家就有一户靠救济过日子。当地的晚报登过一位家庭主妇的来信。救济不发现金,只发买食品的单子,原来每周两美元,管事的人认为任何女人都能用一块五毛钱给两个人做出四十二顿饭,就扣掉了五毛。她写道,家里已经好几个星期没有一管牙膏了,想买块肥皂,就得从吃的里面划掉一样。信的最后说:没有活干,没有指望,就一天挨一天地过。也许好日子会来。就我个人而言,我怀疑。
失业最先夺走的并不是人们的政治态度,而是时间的形状、家里的体面和对将来的打算,而且这一切几乎是悄无声息的。
四、出路
为什么让货币贬值,反而是出路
各国后来走出萧条的时间相差很远,最早的和最晚的差了四五年。把它们的做法拆开来看,其实只有两件事,可以叫作两把钥匙。
第一把钥匙是对外的:放弃金本位,让本国货币贬值。这听上去像是认输,为什么反而能救命?我们一层一层地说。
头一层,央行的手松开了。只要还守着金本位,黄金外流的时候央行就必须加息、收钱,哪怕国内已经哀鸿遍野,1931 年的美国就是这样。一旦宣布不守了,它就可以降低利率,可以放心借钱给银行,不必再担心这些钱被人换成黄金运走。
第二层,物价不再往下掉了。货币贬值以后,进口的东西变贵,更重要的是人们开始相信物价要回升。前面说过,大萧条里最折磨人的是那种越还越重的债。物价一旦止跌回升,这把锁就倒过来转了:农场主的小麦卖得上价,他欠的债就变轻了。
第三层,本国的货在外国变便宜了,出口好做一些。
三层里面要紧的是前两层。有人会问,要是各国都贬值,出口上不是谁也占不到便宜吗?确实如此,但前两层好处并不会互相抵消:每个国家都可以因此放松银根,每个国家的物价都可以止跌。
第二把钥匙是对内的:把银行修好,让储户敢把钱存回去,再把钱放出来。光贬值而银行还是瘫痪的,钱到不了需要它的人手里。

两把钥匙都用上的国家回来得最早,只用一把的慢一些,一把都不用的最晚。下面我们一个一个地看。
两把都用:日本和美国
先说日本,它是主要国家里走出来最早的。
日本在 1930 年 1 月才回到金本位,时机坏得不能再坏,正好撞上世界性的大衰退。主持这件事的是大藏大臣(相当于财政部长)井上准之助,他相信日本只有忍受一段紧缩的痛苦,才能换来货币的信用。两年下来,物价大跌,农村尤其困苦。英国放弃金本位以后,井上又咬牙坚持了八十三天。
1931 年 12 月 13 日,内阁更迭,七十七岁的高桥是清被从退休生活里请了出来,接任大藏大臣。高桥是日本政坛的元老,当过首相,前后多次主管财政。他上任当天就宣布,政府不再用运出黄金、借外债的办法去硬撑日元的汇率,这等于放弃了金本位。
高桥接下来做的事,次序非常清楚:先动汇率,再降利率,最后才是政府花钱。日元在 12 月的最后两个星期里跌了将近三分之一,一年后只相当于原来的四成。日本的中央银行随后四次降息,利率从 6.57% 降到 3.65%。再往后,才由央行出钱买下政府发的债,让政府可以扩大开支。
人们常说高桥是靠大量印钞票把日本从通缩里拉出来的,其实数字并不支持这个说法。他上任一年以后,日本市面上的钞票只多了 7.5%。真正改变局面的是人们的预期:政府明确表示不再硬撑汇率,等于告诉所有人物价要回升了。预期东西要涨价的商人,今天就愿意进货、雇人。日本还有一个便利条件,它的银行在 1927 年的一场恐慌里已经整顿过一轮,所以不用像美国那样先花大力气修银行。日本的物价在 1932 年 6 月就见了底,而美国的通缩一直拖到了 1933 年。日本的出口从 1931 年的十一亿五千万日元,恢复到了 1936 年的二十七亿日元。
两条路线曾经在国会里当面交锋。1932 年 1 月,下了台的井上质问:全世界都在萧条,日本凭什么独自好转?贬值只会招来别国的报复,政府开支也会一发不可收拾。高桥回答说,农民和渔民从早干到晚,从来不去想什么汇率,也从来没有人替他们想过。高桥讲话的时候,掌声打断了他三十次;井上讲话的时候,议员们陆续起身离席。十九天后,井上在为同党候选人助选的路上,被一个二十岁的青年开枪打死。那几年日本农村凋敝,一些极端的年轻人把账算在主张紧缩的政治家和财阀头上,接连行刺。平心而论,井上的预言后来大半应验了,别的国家确实报复了,政府开支也确实收不住。他输掉这场辩论,是因为已经没有人愿意再听一个要全国继续忍两年的方案了。
高桥自己的结局,放在后面讲德国的时候一起说。
再说美国。美国先用的是对内的那把钥匙。
罗斯福 3 月 4 日就职,上任后的头一件事,就是把那些州长们已经关了一半的银行干脆全部关掉,然后分批重开:先开那些查明确实健康的,再开那些需要政府帮一把的,实在资不抵债的就永远不开了。同时财政部向联储保证,联储借钱给重开的银行如果有损失,由政府来赔。这等于政府为每一家重新开门的银行作了担保。说来有些讽刺,这套方案的底稿,是胡佛手下的人起草的。
银行关门的那八天,美国人的日子过得比想象中好。店主让顾客赊账,医生和律师收欠条,一百多个城镇自己印了临时的代用券。底特律有一家百货公司干脆收农产品抵货款,一条裙子换三桶鲱鱼,三双鞋换一头五百磅重的母猪。最缺的是零钱,纽约的地铁票价是五分钱,银行的人说,全城闹起了“镍币荒”。
3 月 12 日晚上十点,罗斯福第一次通过广播向全国讲话,有六千万人守在收音机旁。他没有讲大道理,只是用最平常的话解释:银行拿大家的存款去做了什么,为什么会关门,接下来怎样一家一家重开。最后他说,把钱放在重新开门的银行里,比藏在床垫底下安全。第二天,银行门口又排起了长队,只是这一次,人们是来存钱的。第一个星期,就有十亿美元的现金回到了银行。
同一套方案,为什么换了一个人就灵了?原因很具体。储户知道了重开的银行背后站着政府;每家银行都是查过账才开的门,开门本身就是一张合格证;全国一起关、一起开,储户不用再担心邻州先关门而抢着去取钱;另外,胡佛说过太多次“最坏的已经过去”,人们早就不信他了。
第二把钥匙是在 4 月用上的。罗斯福不顾手下所有经济顾问的反对,宣布美元不再按固定价格兑换黄金。美国并不缺黄金,推着他这样做的是英国和日本的先例、国会的压力,还有低得让农民活不下去的农产品价格。效果来得很快,从 3 月到 7 月,农产品价格涨了大约四成。后来有学者一个县一个县地查资料,发现农产品涨价多的地方,汽车卖得也快;而在涨价幅度差不多的县里,农场欠债越重的地方,消费恢复得越强劲。这正是前面说的第二层道理,债务那把锁倒过来转了。
不过要让贬值真正减轻债务,还得过合同这一关。当时美国有大约一千二百亿美元的债务,合同里带着一个“黄金条款”,写明要按黄金的价值来还。这样一来,美元每贬值一分,这些债反而要多还一分,贬值的好处就全落空了。而全美国的黄金加在一起,也只值三四十亿美元。1933 年 6 月,国会通过决议,把所有合同里的黄金条款一律作废。债主们告到了最高法院,1935 年,法院以五票对四票认可了这个结果,理由颇为曲折:政府这样做是不对的,但原告并没有因此受到实际损失,所以不必赔。1934 年 1 月,美元和黄金重新挂上了钩,一盎司黄金定为三十五美元,而原来是 20.67 美元,美元贬掉了四成。
在所有这些措施里,留存最久的一项,却是当时几位主要人物都不想要的,那就是存款保险:银行倒了,储户的存款由一个专门的机构来赔。有了它,储户就没有理由去挤兑了。从 1886 年到 1933 年,国会里有人提出过一百五十次存款保险的议案,其中一百四十七次连委员会都没能走出去。这一次它被夹带进了 1933 年 6 月的银行法。效果立竿见影,1933 年美国倒了四千零四家银行,1934 年只倒了六十一家。
关于罗斯福的“新政”,有两处常被人读错。一处是以为它靠的是政府大把花钱。其实 1933 到 1936 年美国的钱之所以多起来,几乎全是因为黄金重新定了价,再加上欧洲局势不稳,黄金不断流进美国。政府的财政刺激只相当于全国产出的 3% 到 4%,而且新政内部还在省钱,罗斯福上任的第一个月就给公职人员减了 15% 的薪水。另一处是以为复苏从此一帆风顺。1936 到 1937 年,联储担心银行手里的闲钱太多会引起通胀,把银行必须留存的准备金比例提高了一倍,财政部把流进来的黄金冻结起来,政府预算也同时收紧。三脚刹车一起踩下去,从 1937 年 5 月到 1938 年 6 月,工业生产下降了大约 32%,失业率又回到了 20%。松开刹车之后,经济才重新往前走。算总账的话,到 1937 年春天,美国的生产、利润和工资回到了 1929 年初的水平,可是就业一直要等到 1941 年底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才真正恢复。
只用一把:英国
英国的复苏一点也不戏剧化,没有大工程,也没有哪位政治家宣布过什么宏伟计划。它只是按顺序做了三件事,其中第二件,乍看上去和复苏是反着来的。
第一件是被逼着放弃金本位,这个前面讲过了。第二件是继续平衡预算,并且把利率在 6% 的高位上留了几个月。这是为什么?因为英镑刚刚跌下来,全世界都在问:它会不会一路跌下去,跌成一张废纸?紧一紧预算,高一高利率,就是在回答:不会。等大家相信了这一点,才做第三件事,把钱变便宜。英格兰银行用了四个半月,把利率从 6% 降到 2%,然后在这个位置上一动不动待了七年。
这期间最漂亮的一次操作,是给国债“换息”。英国在战争中借了二十多亿英镑的国债,每年要付 5% 的利息。只要这么大一笔债还在付 5%,市面上别的长期贷款就便宜不下来。1932 年 6 月 30 日,政府宣布:持有这种国债的人,可以换成利息 3.5% 的新债;不愿意换的,把本钱拿回去。结果 92% 的人选择了换。他们肯换,是因为这时候市面上已经找不到更好的去处了。而市面上的利率之所以降得下来,正是靠前几个月的紧预算,让大家相信英国不会闹通货膨胀。先建立信用,再放松银根,次序不能颠倒。
便宜的钱最先被盖房子的人接住了。英国私人建造的住房,从 1931—1932 年度的十三万三千套,增加到 1934—1935 年度的二十九万三千套。
可是英国也就停在了这里。它只用了第一把钥匙,再加上便宜的钱,政府自己始终不肯多花。到 1937 年,全国仍然有一百四十八万人失业,而且集中在威尔士、苏格兰和英格兰东北部这些老工业区,盖房子的热闹没有它们的份。
一把不用:法国
法国一直守到了 1936 年。它守得这么久,恰恰是因为它守得住。前面说过,法郎当初定得偏低,黄金源源不断地流进法国,金库里堆得满满的。法郎从来没有像英镑那样,被逼到当天就要崩溃的地步。于是法国换了一届又一届政府,每一届都倒在削减预算引起的风波上,却没有一届是直接倒在汇率上的。这样拖了四年,物价年年下跌,生意一年比一年难做。
法国人对贬值的反感是有来历的。法郎在 1920 年代已经贬掉了八成,无数人的积蓄化为乌有。再贬一次,等于对储蓄的人抢第二回。所以从极右翼到共产党,没有哪一派敢主张贬值。到 1935 年底,议会里多数人私下都承认贬值是躲不过去的,可是没有一个人敢公开说出来。
1936 年 6 月,左翼政党联合组成的“人民阵线”上台执政,社会党领袖布鲁姆出任总理。他私下里已经想通了,嘴上却一再保证绝不贬值,结果把自己逼进了死角,一直拖到 9 月实在拖不下去才宣布。贬值本该带来的好处,又被他同时推行的另一项政策抵消了:法定的每周工作时间从四十八小时减到四十小时,工资不减,这相当于全国少生产了大约 16.6% 的东西,成本却上去了。1936 年法国的工业产出只有 1929 年的 77%,在能够比较的二十三个国家里排在最后。
不开锁,拆门:德国
德国走的是第三条路,它没有用钥匙,而是把整扇门拆了。
先说拆门之前。1930 到 1932 年担任德国总理的是布吕宁。他在国会里没有多数支持,是靠总统签署紧急法令来施政的。他签了一道又一道这样的法令,内容都差不多:削减工资,降低公务员薪水,压缩政府开支。德国的失业人数从三百万升到了六百万,人们叫他“饥饿总理”。
评价布吕宁要分开来看。有些事他确实身不由己:那条四成准备率的线写在国际协议里,他改不了;1932 年德国经济的缺口超过三百亿马克,而当时有人提出的最大胆的刺激方案,也不过二十亿左右。但是有一件事是他自己选的。他把高失业当成了谈判的筹码,想用德国的惨状向债主们证明:你们看,我们真的付不起赔款了。这一招最后成功了。1932 年 5 月他被赶下台,几个星期之后,赔款正式取消。只是摘到果子的人不是他。1933 年 1 月,希特勒当上了总理。
希特勒的德国没有让马克贬值。它欠的外债是用外币算的,一贬值债务更重,而且央行手里几乎没有黄金了。它用的是另外一套办法。对外,停止偿还外债,外汇由国家统一分配,进口什么要经过批准,和别国做生意尽量以货换货。对内,由国家直接下订单,主要是军火订单。政府向军火商订货,并不付现金,而是付一种特别的票据。这种票据挂在一家空壳公司的名下,有利息,随时可以拿到央行去换成现钱。它既不算进政府预算,也不算进国债,外人从账面上看不出德国在大举扩军。设计这套办法的,是希特勒任命的央行行长沙赫特,他是德国最有名的金融专家,1923 年的恶性通胀就是在他手里止住的。
钱这样花出去,物价按理是要涨的。德国没有涨,靠的是强制:工资冻结,工会取缔,商品不许涨价。价格既然不许动,东西不够分的时候,就只能靠配给和审批。
还有一个流传很广的说法,说希特勒是靠修高速公路解决了失业。这不符合事实。1933 年第一段高速公路开工的时候,工地上的工人不超过一千人。所有创造就业的工程加在一起,最多只能解释失业下降的三成。德国的复苏从很早开始,靠的就是扩军。希特勒上台后不久就在内阁会议上说过,德国的前途只取决于一件事,就是重建军队,其他一切都要为此让路。
这条路每隔几年就撞一次墙。1934 年夏天,德国央行能动用的外汇只够支付一个星期的进口。1936 年又撞了一次。这时候连保守派的头面人物和大企业的老板都主张贬值、放开管制了,莱比锡市长格德勒受托写了一份全面的评估,结论是别国不会长期容忍德国这样靠国家补贴倾销,应当回到正常的路上来。希特勒的回答是亲笔写了一份备忘录:从今往后,一切经济措施都按照战争迫在眉睫来办。每撞一次墙,选的都是更多的管制、更多的军备。
到 1939 年 1 月,沙赫特和央行的理事们联名向希特勒报告,黄金和外汇储备已经一点不剩,唯一的出路是严格控制开支。当月沙赫特就被免了职。
现在可以交代高桥是清的结局了,因为日本走到了和德国同一个关口。高桥的办法是让央行出钱替政府垫付开支,这在经济萧条、工厂闲置的时候是对症的药。可是到了 1935 年前后,日本的工厂已经开足了马力,再这样垫下去就要通货膨胀了。高桥想把开支收回来,首先要压的就是军费。而这几年军队的胃口已经被喂大了,1935 年军费占到了政府预算的 46%,军人把这位老人看成了扩军的绊脚石。1936 年 2 月 26 日清晨,一批陆军少壮军官带兵发动政变,闯进高桥的家,把他杀死在床上,那一年他八十一岁。从那以后,大藏大臣成了一个没有人敢认真去当的职位。
德国和日本的故事讲的是同一件事:让央行替政府垫钱,开始容易,收手很难。管钱的人想收的时候,手里有枪的人不让。
锁不一样:外围国家
以上说的都是大国。东欧、拉丁美洲那些靠出口粮食和矿产过日子的国家,处境又不一样。困住它们的首先是外债。对它们来说,光贬值是不够的,因为债是欠的美元和英镑,本国货币一贬值,折算下来的债反而更重了。
阿根廷和智利正好是一组对照。阿根廷在 1929 年 12 月就停止了黄金兑换,比英国还早一年零九个月,可它坚持老老实实还外债。贬值腾出来的那点余地,都被还债吃掉了,它的物价直到 1934 年才回到 1929 年的水平。智利放弃旧规则要晚得多,但它同时宣布停止偿还外债,结果从 1931 年的最低点到 1933 年,批发物价涨了一倍多。可见对这些国家来说,改汇率和减外债是两回事,哪一样都少不得。
当时人人都相信,哪个国家敢赖账,就一辈子别想再借到钱。实际情况却是,那几年赖账的国家太多了,法不责众,单独哪一个受到的惩罚反而不重。省下来的外汇,可以拿去买国内急需的进口货。等到进口货也买不起了,一些国家的工厂开始自己生产原来靠进口的东西。智利的进口减少了 89%。巴西的制造业在 1934 年就超过了 1929 年,到 1937 年又高出将近七成。
巴西还有一个听上去很荒唐的故事。咖啡是它的命脉,两年里咖啡价格跌了 64%。政府怕咖啡农破产,出钱把卖不掉的咖啡收上来烧掉,从 1931 年 6 月到 1933 年,一共烧了一千四百多万袋。政府收购咖啡的钱,有相当一部分是新印的钞票。它嘴上说的是稳定咖啡价格,实际上做的是往经济里放钱,咖啡农拿到钱去买东西,带动了别的行业。烧掉的咖啡当然是白白糟蹋了,这个故事要说明的是:这些国家的扩张政策,往往不是打着扩张的旗号进行的。
东欧一些不愿意公开赖账的国家,想出了更曲折的办法。同一种货币定几个不同的价钱:官方汇率不动,用来计算外债,面子上没有贬值;真正做贸易的时候,用另一个低三四成的汇率。再往后,干脆不用钱了,两个国家之间你给我多少货,我给你多少货,年底只结算差额。
最后说说中国,它的情形最特别。当时中国用的是银元,钱就是白银,而白银的价格是伦敦的市场每天定出来的。1929 到 1931 年国际银价跌了一半,这相当于中国的货币自动贬了值。所以当全世界物价都在下跌的时候,中国的物价反而涨了两成,头两年的大萧条,中国躲过去了。可是 1931 年秋天以后,英镑、日元、美元一个接一个地贬值,银元相形之下就变贵了。到 1934 年,美国为了照顾本国产银州的利益,立法高价收购白银,中国的白银像潮水一样流向国外。白银就是钱,白银流走,市面上的钱就少了,最先垮的是乡下,1930 到 1933 年,农民卖出的产品价格跌了四成。
这场危机还在中国留下了一个深远的后果,银行换了主人。那时南京政府靠发公债过日子,公债主要靠上海的银行购买。钱紧了以后,银行不肯再买了,带头的是当时最大的中国银行,它的总经理张嘉璈公开说,内地正在衰败,上海的繁荣撑不了多久,银行应该把钱投到内地去。1935 年 3 月 23 日,财政部长孔祥熙突然宣布发行一亿元公债,拿其中一部分当作政府的股本,注入中国银行和另一家大银行交通银行,事先没有通知这两家银行的任何人。政府交出来的是卖不出去的公债,换到手的是银行的控制权。张嘉璈事后说,当局是要把银行拿去当国库用,而他是把银行当银行来办的。八个月之后的 11 月,政府宣布货币与白银脱钩,改用纸币,叫作法币。这种纸币不能再换白银,但可以按公布的价格换外汇,此后遇到三次政治危机,中央银行每次都敞开兑换,法币的信用就这样站住了。
先放手的先回来
说了这么多国家,有没有一个总的规律?有。把有数据的二十三个国家放在一起,按它们离开金本位的年份分成几组,看各组的工业产出,就一目了然。

各国跌到谷底的时间其实差不多,二十三个国家里有二十二个是在 1931 年或 1932 年见底的。差别出在见底以后。1931 年以及更早离开金本位的两组国家,到 1936 年,工业产出平均是 1929 年的 116% 和 117%,已经超过了危机以前。而守到 1934—1936 年才放手的五个国家,平均只有 86%,没有一个回到 1929 年的水平。大家几乎同时落到坑底,五年以后,却相差了三十个百分点。
有几个例外值得一提,因为它们恰好说明“放手”到底指的是什么。捷克斯洛伐克和奥地利名义上也离开了金本位,但它们用的是外汇管制,国内的钱并没有因此放松,结果和死守黄金的国家一样糟。加拿大的货币倒是放开了,可是它最大的贸易伙伴美国一直守到 1933 年,它的经济还是跟着美国一起往下沉。
现在可以回答第三个谜题了。黄金储备多,买来的只是可以多拖一些时间。英国的黄金少,守不住,所以放手早,复苏也早;法国的黄金多,没有哪一天是非放手不可的,所以一直拖着,痛苦也就拖得最长。同时也要看到,放弃金本位本身并不是药,它只是把绑住手的绳子解开了。解开以后手用来做什么,修不修银行,放不放钱,放出来的钱是去盖房子还是去造大炮,各国的命运是在这里分开的。
| 国家 | 对外 | 对内 | 结果 |
|---|---|---|---|
| 日本 | 1931 年 12 月放开,日元跌到原价四成 | 降息,央行出钱买国债 | 物价 1932 年 6 月见底;后来军费收不住 |
| 美国 | 1933 年 4 月放开,废除黄金条款 | 先修银行,再放松 | 1937 年产出回到 1929 年初;就业 1941 年才回来 |
| 英国 | 1931 年 9 月放开 | 利率降到 2%,政府不肯多花钱 | 住房带动回升;1937 年仍有 148 万人失业 |
| 法国 | 守到 1936 年 9 月 | 四年通缩 | 1936 年产出为 1929 年的 77% |
| 德国 | 不贬值;停付外债,外汇管制 | 国家订货,扩军,冻结工资物价 | 失业压低;走向配给和战争 |
| 智利 | 放弃旧规则,同时停付外债 | 进口断绝,本国工厂补位 | 物价两年涨一倍多 |
| 阿根廷 | 1929 年最早停兑,坚持还债 | 余地被还债吃掉 | 物价 1934 年才回到 1929 年 |
五、教训
最容易读错的五处
讲完了经过,先把几个流传最广的误会澄清一下。
第一,大萧条不是股灾引起的。股灾打掉了炒股的杠杆,1930 年底银行开始成片倒闭,1931 年各国的货币规则崩溃,这是前后相连、却各不相同的三件事。
第二,中央银行并不是束手无策。美国联储 1932 年买过十亿美元国债,一买物价和生产就回升。它不是没有办法,是不肯用。
第三,罗斯福的新政不能单独解释美国的复苏。把钱放回经济里的,主要是黄金重新定价和从欧洲流进来的黄金。
第四,德国不是靠修高速公路解决失业的,靠的是扩军。
第五,放弃金本位也不会立刻见效。英国从放弃到真正回升隔了十一个月,中间还做了建立信用、降低利率和国债换息三件事。
谁付了账
每一次调整,都有人为它付账,只是付账的人各国不同。英国是靠利息生活的人和失业的人:国债利息从 5% 降到 3.5%,失业救济金削了一成。法国是公务员和买了国债的人,最后是所有存钱的人。美国是合同里写着黄金条款的债主,还有外国人。德国是外国债主,和工资被冻结的工人。中国是农民和中小银行。还有本文没有展开讲的苏联,它为了换外汇进口机器,粮食越不值钱越要多卖,1930 年出口的粮食是几年前的两倍多,换回来的钱只多了 6%,这笔账落在了农民头上。
如果把这段历史里可以辨认出来的四十一个重大决策失误列成一张表,再看每一个失误的代价落在了谁身上,结果是这样的:落在工人、农民和储户身上的有二十三个,占 56%;落在债主和政府财政身上的有八个,占 20%。

值得深思的是,工人、农民和储户这三种人,没有一个坐在做决定的那张桌子旁边。坐在桌边的是央行行长、财政大臣和大银行的董事。付账的人和做决定的人隔得越远,一个错误能够持续的时间就越长。英国 1925 年定下的汇率守了六年,德国的紧缩政策坚持了两年半,共同点就在于,承受代价的人没有说“不”的权力。
物价下跌的时候,并不是人人都吃亏。凡是收入金额固定、又不用担心对方赖账的人,日子反而好过了,比如拿国债利息的人,手里有现金的人,端着铁饭碗的人。拿英国来说,1929 到 1933 年工资只降了 4.5%,物价降了 14.9%,所以保住了工作的人,实际收入涨了一成二左右;与此同时,失业率超过了两成。物价下跌把劳动者分成了两半,留在厂里的人日子好过了些,被关在厂门外的人承担了几乎全部代价。这并不是谁有意安排的。但它可以解释一件让人费解的事:失业已经那么严重了,要求改变规则的呼声为什么聚集得那么慢。因为受害的人是分散的,而受保护的人离财政部和中央银行更近。
给决策者的五条
对于手里握着政策的人,这段历史留下了五条经验。
第一,要分清什么是合同,什么只是共识。当局说“没有别的办法”的时候,常常把这两样东西混在一起。德国那条四成准备率的线是国际合同,改它确实要债主点头,这是真约束。而“一放松就会通货膨胀”只是当时大家都这么认为,是可以争论、可以推翻的。判断一条约束到底属于哪一种,有个简单的办法,就是问一问:要解除它,需要谁同意?
第二,要看能动用的储备,不要看账面上的总储备。这一条需要解释一下。还记得 1931 年 6 月底的德国央行吗?它的准备率是 40.1%,金库里明明还有不少黄金。可是法律规定准备率不得低于 40%,这就等于说,其中四十个百分点的黄金是被法律锁住的,只能看,不能用,真正可以拿出来花的,只有超出底线的那 0.1 个百分点,几乎是零。打个比方,一个人的账户里有十万块钱,可是他签过合同,账户余额不许低于十万,那么他能花的钱就是零。前面说过,中央银行在恐慌时要充当最后贷款人,敞开借钱给银行。一个贴着法定底线的央行,每多借出去一笔钱就要违法,这个角色它是当不了的。所以判断一个国家顶不顶得住,不能看它有多少储备,要看其中有多少是它真正可以自由动用的。
第三,守一个汇率守到开始花别人的钱,离放手就不远了。一个国家起先用自己的黄金去守汇率,自己的用完了,就向外国借钱来守。到了这一步,剩下的时间通常要按星期来算了。英格兰银行在 1931 年 9 月的最后几天就是这样。
第四,总数在好转的时候,底下的分布可能正在恶化,而且恶化的那一部分往往回不来。美国的产出在 1937 年回来了,失业的人没有回来。英国的住房热火朝天,老工业区依旧萧条。
第五,应急的措施会长出自己的受益者。多重汇率、以货换货、配给、审批,当初都是作为权宜之计出现的。后来之所以拆不掉,是因为每一项管制都意味着有人手里握着分配的权力,拆掉它,就是要这些人交权。所以什么时候退出、在什么条件下退出,最好在措施刚出台、受益的人还没有形成气候的时候,就白纸黑字写清楚。
投资者的算术
对于拿自己的钱去下注的人,这段历史里还有几笔更冷的账。
头一笔是,光判断正确是不够的。1929 年用两成半的本钱借钱买股票的人,就算他对这家公司的长远价值看得一点不错,也可能在第一轮下跌里就被强行平仓,赔光本钱。一家用短期借款去盖厂房的工厂,就算它的产品迟早有人要,也可能死在银行不肯续贷的那个月。合众国银行最后还上了 83.5% 的钱,它缺的只是时间,而挤兑恰恰不给时间。所以除了问“我对不对”,还得问两件事:如果要三年才能证明我是对的,我手里的钱撑不撑得到第三年?如果我错了,谁会在哪一天、按什么价钱来找我结账?
第二笔,最危险的组合,是欠的债金额固定,而卖东西的价钱由别人说了算。1930 年代的农场主是这样,欠着外债的出口国是这样,今天那些负债很重、卖的是大宗商品、自己没有定价能力的企业,也是这样。
第三笔,行业的命运常常压过个人的精明。1938 年美国那次回落,肥皂、食品这类天天要用的东西产量只降了 9%,机器、汽车这类经久耐用的东西降了四成。南美的委内瑞拉既没有贬值也没有赖账,却躲过了最严重的债务危机,只因为它卖的是石油,萧条里石油照样赚钱;智利卖的是铜和硝石,就完全是另一种命运。一个人是做肥皂的还是做机床的,有时候比他有多能干,更能决定他撑不撑得过去。
第四笔,仪表会读反。利率在降,并不说明钱变松了,要减去物价的变化再看。银行不向央行借钱,也不说明银行不缺钱,可能是根本没有生意可做。1930 年的联储就是看着这两个读数,认定钱已经很宽松的。想知道信用是不是在收紧,与其看央行的利率,不如看这样几样东西:信用差的企业借钱要比信用好的多付多少利息,银行放贷的条件是在放宽还是在收紧,那些只能靠银行贷款的中小企业,日子是不是比大企业难过得多。
第五笔,指数会遮住真相。1929 年 9 月道指创下最高点的那一天,八百多只股票里创新高的只有十九只。
第六笔,杠杆会换个地方藏起来。1929 年银行给炒股的人放款受到了限制,放款的人就换成了大公司,它们把闲钱借给证券商。杠杆还被装进了一种一层套一层的投资公司里:甲公司借钱买股票,乙公司借钱买甲公司的股票,这样套上两层,底下的股票跌一成,最上面那层的股票就要跌两成左右。这些做法没有一样违法,也没有一样归联储管。管住了一处,风险就流到没人管的另一处去了。
“差一点”加起来,不等于本可避免
读这段历史的人常常扼腕,因为里面有太多“只差一点”的时刻。给奥地利的第一笔贷款,晚到了三个星期。救合众国银行的方案,在晚上八点半差一点就签了字。存款保险的法案,美国众议院在 1932 年 5 月就通过了,被参议院压了下来,要是早十个月实行,1933 年 2 月的那场全国大挤兑很可能是另一番景象。
可是这些“差一点”不能简单地加在一起,得出“大萧条本来可以避免”的结论。许多决定是被同一套制度、同一种想法、同一种政治气氛推着走的。只改掉其中一个,压力还会从别的地方冒出来。
后来的危机
1930 年代以后,世界确实补上了一些漏洞。主要国家的货币不再和黄金挂钩,老百姓的小额存款有了保险,遇到危机,各国央行之间可以互相提供美元。但是也有一些东西没有变,它们大多来自合同本身。
不能贬值的国家,仍然只能靠压低工资和物价来硬扛。希腊用的是欧元,自己无法贬值,2008 到 2013 年它的产出累计下降了大约四分之一,失业率升到 27.9%,和 1930 年代受创最深的国家是一个量级。不过这一次有一点不同,2012 年欧洲中央银行表态,将在职权范围内尽一切努力保住欧元,整个欧元区没有出现 1931 年那样银行连片关门的情形。可见在不能贬值的制度里,有没有一个肯兜底的最后贷款人,结局是不一样的。
欠着外币债的国家,仍然印不出外币。1982 年的拉丁美洲和 1997 年的亚洲,都是如此。
挤兑仍然会发生,它发生在存款保险管不到的地方,而且比从前快得多。2008 年,美国一只货币市场基金的净值跌破了一美元,一个星期之内,大约三千亿美元从同类基金里流走。2023 年 3 月 9 日,硅谷银行在一天之内被提走了大约四百二十亿美元,差不多是它全部存款的四分之一。合众国银行门口的队伍排了一个下午,现在的人在手机上点几下就够了,用不着排队。
所以不管面对的是哪一次危机,都可以拿同样几个问题去问:谁必须在什么时候付钱,用哪一种货币付?收入断了的时候,谁拿得出现金?要改掉眼前这条约束,需要谁点头?
尾声 规则必须交出结果
现在还剩最后一个谜题:当时并不缺少看对了的人,为什么没有用?
我们从凯恩斯说起,因为他从头到尾都在这个故事里。1936 年他出版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这本书后来改变了各国政府对付衰退的办法,人们说他赢了。可是在那之前的十七年里,他几乎每一次都提前说对了,又几乎每一次都没能说服做决定的人。1919 年他建议勾销战债和赔款,没有人听。1925 年他写了三篇文章反对 4.86 的汇率,英国照样回去了。1931 年 7 月他写信告诉首相英镑守不住,同一个月,财政部的最高文官还在当众训斥提出这种问题的记者,说那是对国家荣誉的冒犯。他最后赢了,是时间站到了他这一边。
所以答案是这样的。这二十五年里代价最大的那些决定,没有一个是因为没人提出过别的办法。沃伯格 1929 年 3 月警告过股市,立刻被骂成给繁荣使绊子。莱芬韦尔 1927 年就说过大家一起抢黄金的后果。格德勒 1936 年那份看清了德国扩军极限的评估,只印了十份,每份编了号,看完收回,印版销毁。后来的人说“当时没有人看出来”,往往只是因为看出来的人,没能让自己的话传进做决定的那间屋子。看得出危险的人从来不少,少的是一种安排,能让说对了的人不必独自承担说对的代价。
再说另一面。那些坚守规则的人,也很少是愚蠢的,或者存心作恶的。诺曼真心相信,守住老汇率就是守住英国的信用。井上准之助真心相信,忍一时之痛能换来长久的稳定。法国的央行经历过货币崩溃,它最怕的始终是通货膨胀。他们奉行的原则,在他们此前的人生里都应验过。规则最危险的时候,就是它自己一点没变,而它周围的世界已经变了。到了那种时候,并没有一声铃响来提醒人们停下来,把规则重新检查一遍。
这段历史没有留下“规则永远要守”或者“规则越早打破越好”这样省事的结论。1933 到 1937 年,美国用和平的办法找回了产出,却没能找回就业。同一时期德国把失业压下去了,用的是赖掉外债、管制外汇、冻结工资和国家订购军火,后来全世界都为这条路付了代价。如果说有什么可以带走的,大概是这样一句话:一套规则要是要求人们忍耐,它就得证明自己有办法让忍耐结束。一个社会如果长期无法在规则之内让人重新有工作,那么主张把规则整个废掉的人就会得到授权,而且会用守规则的人最不愿意看到的方式去做。
